蕉's profile落花无言,人淡如菊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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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9 给贾先生送行今天是贾植芳先生的大礼。有这么多人为他送行,符合他爱热闹的脾性。
我还记得上一次,贾师母去世,也是在这里。贾先生最后下跪磕头的一幕,让我震撼至今。而今天,躺在上面的就是贾先生本人。戴上了眼镜,旁边放着他经常戴的帽子,感觉比在医院看到他正在冷去的身体和容颜时,要更亲切。
一个历经磨难却依旧笑傲尘世的人,他留给我们的回忆确实只有美好。或许也有缺点,但是在这时,“高尚”无疑是概括他灵魂的最恰当词汇。
读研的时候,几乎每周都要到他家去一两次,有事没事就弯过去,有时只坐个10来分钟,有时也蹭饭吃,有时先生不在,也坐会儿。在他家听了很多故事,也见了不少“名人”。毕业以后去得少了,生了孩子,更少了。说遗憾显得有点矫情,但确实有点内疚。
记得毕业后再去先生家,先生每每嘱咐我:要坚持写作。写什么都好,写日记也可以,但要坚持写啊。大概最后一次去他家,他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的很多话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这句我记牢了。 June 05 把这段文字特别送给kiki我还清晰地记得高二下乡学农时的一切,篮球比赛场上的大大的零蛋,在空中飘飞的眼泪和荷尔蒙……于是有了彻夜的卧谈,于是敞开了心扉,动情地唱着《蝴蝶飞呀》和《爱》,还有懵懂少女心。我用厚厚的一叠纸把它记录下来,生怕10年后就把它遗忘,猜测着将来看到这叠纸、回忆这段岁月,将会有怎样的感慨。14年后,因为这个那个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我们又一次在一起“抒情”),我(们)又想起了这段往事。没有觉得可笑,还是觉得温暖,虽然这样的事再也不可能发生,就是回忆也不常发生。
当我看电影《孔雀》的时候,我就在替“姐姐”惋惜,因为理想主义只属于青春,我们必须向岁月妥协,必然在岁月里走向现实。回忆是生活的小点缀,我们不得不直面今后的人生。我坚信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就该做什么样的事,该做梦时就做梦,该妥协时要妥协。Cupid说的那句“在平淡中体味幸福”确是可贵,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的感悟。生活不总是浪漫,让我们在现实中感受甜酸苦辣吧。
November 05 旧忆札记(二)上一回说到我的父母都被分在上海郊区奉贤的中学里,于是有了相见的可能。因为他们都是语文老师么,所以总要在一起开开会什么的。最近,听台湾学者蒋勋讲《红楼梦》,又激发起我的旧忆。
据我后来了解,爸妈的恋爱跟《红楼梦》很有些关系。据说他们两个都热爱《红楼梦》(不过我想这个爱和那些专家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后来我懂事以后,也不见他们怎么赏读来着,只是家里有书、有十二金钗书签等等),于是一处谈论,结果发现两人在十二金钗里面最爱的都是探春。探春有个名号叫“蕉下客”,所以这也是我名字里有个“蕉”字的一部分原因。(他们为什么喜欢探春呢?我有些奇怪,我觉得这个女孩虽然能干,但一点不水灵。我还是比较喜欢史湘云,当然这是题外话。)又据说,谈到后来,爸爸兴起,居然还唱起了越剧《红楼梦》选段,让妈妈大为叹服,于是就这样捕获了妈妈的心。
爸妈那时也都算大龄男女青年了,所以不多久,就决定结婚了。宣布的时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吃惊什么呢?就是同事们都觉得让我爸捡到了馅饼。因为我爸那时真不起眼,也就有点小才情吧。他家里有个没工作没劳保的老母亲要抚养(这对那时的人来说可是大事),家里又穷(虽然小时候是富家子弟,可后来家全败了,连齐全的衣服都穿不上,东一补丁西一补丁的,却还摊上了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坏名头),而且还没上海市区户口。要知道当时的人,这个户口是最重要了,而在郊县的人哪个不想最终回市区的?如果配偶是市区的,那么回去可能性大点,生了孩子也能报上市区户口。否则,就可能一辈子做郊区人了。所以,那时旁人给爸、妈介绍对象,一般第一条件就是市区户口,当然学历可能就不是那么高了。也就是说,我爸妈的结合,还是要有些勇气的,是要做好扎根郊区的准备的。当时当然不可能料想到,不多年就恢复高考了,我爸靠自己的本事考上复旦的研究生又回了上海,这时又有人马后炮说我妈有眼光了。我妈的眼光其实很简单,爸爸是大学生,而且是名牌大学,觉得这就行了。
爸妈结婚后,是很苦了一段时间的。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都不到100块,还要赡养老人,家里的房租也非常贵(虽然那房子原本是我们家的,后来被收去了,却还要我们付房租)。所以我妈怀了我,也不见长肉,还是在学校里做班主任,带学生们看电影,吊井水,什么都要干的。后来,我早产,是同事蹬了黄鱼车,把我妈摆渡送到卢湾区产院的。因为我妈不想让我生在郊区,做乡下孩子,虽然那时我的户口还不知道能报在哪里呢。 October 12 关于日本的一些细节去日本晃了10天,有不少感触,主要还是在细节方面,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准看着比我们高。
街上干净,不想说了,这是去国外旅行的人最普遍的感受。还是先说厕所,在上海的时候,没有几个公共厕所我敢坐上去的,即使是一些颇高级的饭店。日本的厕所,大多在这方面为游客着想——就是要让你毫无顾虑地坐上去,有的提供专门的垫纸——做成与马桶圈一样的大小,可以薄薄地覆盖在马桶圈上,用完了,可以一起抽水冲掉。一般墙上就挂着这样的纸盒,可以随意抽垫纸。还有的,是提供专门的消毒液,取一点手纸,喷撒一些消毒液,自己擦一下马桶圈就可以了。或许你会说,这样上个厕所,不是变得繁琐很多?但我想,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承受这样的繁琐。
其次,一般大一点的厕所,都专门设有残疾人的专厕,而为携带婴儿的妈妈准备的厕所也很普遍,一般小孩可以放在马桶边上、装在墙上的专门的儿童椅里(有安全带),洗手池边还有小床和安全带,可以帮孩子换尿片。看得我这个新手妈妈无比羡慕。
再说说乘地铁的经验。日本大概是世界上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国家了,光东京,JR和地铁再加其他线路,大概不下20条。所以,到那儿以后,学会的最大本事就是看线路图和时刻表,几个来回之后,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铁路交通的准时。因为准时,日本人乘JR几乎没有一乘到底的,他们喜欢慢车换快车,快车换慢车,后来我们也学会了这招,能省不少时间。他们的车要分普通、准急、急行、特急等好多种(还有需加特快料的车),普通站站停,要乘到睡着的。所以如果你去的是个大站,而你出发地是小站,你就可以先乘普通,再到中转站换特急。最惊险的一次,我们在半分钟内换了一班快车,不过很有成就感。当然,也有因不熟悉交通,错过了一班特急不得不等一刻钟的经历。
还有,他们乘地铁,一般不抢座位,3站以内的一般就站着(坐得长才找位子坐),有位子也不坐,因此经常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站着人的车箱,却空着好多位子。这样有个好处,如果真正需要座位的老弱病残,就可以一上车就找到座位了。
他们的地铁居然还有“女性专用车厢”,大概是怕化了妆的女性把衣服和装扮挤坏了,亦或是防止性骚扰?反正,有时高峰,这样的车厢也会挤近男性,看来还是新生产物,还有待规范。;-)还有一种车厢叫“弱冷车箱“,就是相对来说,冷气小一点,适合怕冷的人。总之好像处处以人为本,想得很周到。
想得周到的地方还有,大型乐园或者商场,都有婴儿推车和残疾人推车租借,这样就方便了很多人。所以在大阪环球乐园和东京迪斯尼乐园,都看到了很多残疾人前来游玩,这在中国几乎不可想象。
国民素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麦当劳等快餐店,吃完食品,都是顾客自己把桌子收拾干净,把盘里的杯盒倒近废物箱,一旁还有专门倒剩水和冰的地方。所以总觉得日本人真节约人力(老板抠门),我们两个人的活,他们就只一个人干,一并小店,点菜、端盘子、收钱都是一个人。像麦当劳,只有点菜的人,打扫人员基本上没有,反正人们都自己把桌子整理干净。小孩从小就这么培养,所以日本人视此习以为常,在中国如果要求这样,会有些大惊小怪吧。
再说两次问路的经历。日本人英语实在差,特别是普通妇女,一般都一点儿不懂英语,还不如拿纸写中文来得方便。第一次,我去大阪海游馆,问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她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说不清楚。即使如此,她还是为我担搁了很多时间,还推荐我去街拐角的超市,说那儿或许有人懂英语。第二次,我在一家小店吃面,想到最近的地铁站,结果老板娘也说不清,结果来了一个小伙子顾客。他跟我说了(英语也很差,带画图才说清楚),怕我不明白,还亲自送我去车站,我本来还以为他也去车站呢,后来才知道是特地送我的。
其实,普通日本人素质都不错,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坏。日本和中国的人民,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互相友爱的,我还是相信这句话。
September 14 旧忆札记(-)金金姑娘的“外婆”传记让我也陷入回忆,觉得也要记录下一些东西。
我妈妈告诉我,我当年生在卢湾区产院,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的语气里总隐约藏着自豪。我的理解是:第一,她把我生在了上海(出生地呀,多么重要);第二,还生在了卢湾区,因为我外婆家和奶奶家都在卢湾区。第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是多么不容易。
这得从头说起。我出生时,我爸爸妈妈都还在上海郊区工作,每星期回上海的家一次。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年代,据说这已经算“幸运”的了。外婆有3个女儿,妈妈是老大。妈妈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文革正好开始了,她先去了农场,然后再分配。那时外婆的小女儿去插队了,老二留在上海的工厂里,根据当时的平衡原则,妈妈自然不能也留在上海市区,所以去了郊县的一所中学当老师。爸爸比妈妈早一年读书,却同一年毕业(复旦那时五年制),也去了军垦农场。爸爸是独生子,奶奶岁数又大(孤老),本来是可以留上海的,但因为当时复旦是全国分配,那一年大家都到外地去了,几乎没有留沪名额,所以他也到了上海郊区的中学里(这个复旦读得真没意思)。他们在同一个郊县,但不在一个学校,可是他们就这样有了相遇的可能。
August 14 上海男人(已发表的一篇短文,贴上来凑数)把“上海男人”当标题,有点惶惶然,因为上海男人被说得太多了,关于上海男人的描述和争论不断见诸报端和BBS,我想自己是没有能力写一篇集大成的文章的。然而,某日在车上看到了那么个“上海男人”,让我忍不住还是要写一点关于上海男人的文字。 那天乘公交车,半途风云突变,眼看着天色漆黑,雨就要落下来。我心里着急,因为看样子肯定是场雷阵雨,而我没带雨伞。回顾车上,如我一般两手空空者颇多,也就慢慢定下心来。过不多久,雨点子开始噼噼啪啪打落到车窗上,车上的乘客稀稀拉拉,而我还没有到站。这时只见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拉开手提包,稳稳地拿出一把缩折伞(我很羡慕)。然后,他慢条斯理地拿出一个鞋套,套在脚上,随后又一个,套在另一只脚上。这还不够,还有更令人惊奇的。他居然从包中拿出一条尼龙表层(可能是防水的)的宝蓝色裤子,一丝不苟地穿到身上。我觉得他那个手提包简直就是潘多拉的魔盒。“打扮”好自己,关上包,他就又安静地坐在那边等待到站。整个过程中,我斜睨其长久,而其浑然不觉,好似四下无人,只有他一人“表演”。 我在心里暗叫:这肯定是个上海男人了。比女人还“巴结”仔细,不怕麻烦,带了这么多雨具,而且还旁若无人在车上“整装待发”。北方男人是做不到的,哪有这等好耐心,淋点雨算什么!这是上海男人小家子气的地方,也是上海男人精打细算、做事细心周全的体现。就像和上海男人做生意,思前想后、细枝末节,你会觉得他不够爽快;但真的谈妥了,一般不会出差错、捅漏子。 看到那个上海男人,想起我先生公司最近来了个韩国老头做顾问。对先生和公司其他男员工一下班就回家,很不能理解,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韩国老头在日本公司工作多年,他们的惯例是下了班不回家,先一群人吃饭,然后泡“居酒屋”,如果再有兴致就卡拉OK,一下班就回家是从来没有的事。过不多久,老头也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地叫,然后无奈地摇摇头。他觉得在上海工作很没趣味。有一次,先生急着赶回家,5点28分洗杯子,29分关电脑把东西全理好,30分一到,就跨出办公室大门,韩国老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笑着说,“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以前的上海男人回去的路上还要逛一圈菜场,买点小菜带回家呢。” 先生还告诉我,上海男人的名声也传到了日本,每次日本同事来沪,拉他出去“娱乐”,总要担心他是否会被老婆骂。据说有个日本人娶了上海老婆,也算半个上海男人,晚上“娱乐”马上就变得缩手缩脚起来。所以说呢,上海男人会变成这个样子,大概跟上海女人脱不了干系。June 25 一篇回忆复旦的旧文,因百年校庆而贴出复旦梦寻
(一) 复旦在我记忆中留下的第一道痕迹还是我很小的时候。那时我大概5、6岁的样子,父亲在复旦读研究生,有一次心血来潮把我带进了复旦园。我那时还没学会独自穿马路,父亲在路边与一旧识寒暄,我就在旁“勇敢”地穿越自行车来往的大道,因此而满心欢欣,向父亲炫耀我的本事。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穿越的根本不是什么“马路”,而不过是复旦校园内最宽的一条大道。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当我正式就读复旦大学的时候,我了解到这条三教门口的大道被学生们叫作“南京路”,原来当时的我穿过的是“南京路”。 整个少年时代,复旦大学都是我努力的目标,虽然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进过复旦园。不过我相信,当我再次步入复旦的时候,我将是其中的一员。 (二) 再次走进复旦,我18岁,年少轻狂,充满好奇。 相辉堂举行的新生入学仪式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在当时的我看来很舒适宽敞的礼堂里,我们安静地坐着,先聆听教师代表周教授谈论他最新的理论研究——有关中国按历史地理分析更适合分50个行政区,后又目睹学生代表当届学生会主席的慷慨激昂的脱稿发言。不管是周教授的理论创新,还是范同学的翩翩风采,都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的地方,有很多知识值得我学习,有很多能人让我敬佩。可能我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当时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而是可以接触这么多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这也是我后来在复旦七年所一直体会到的,让我至今心存感激。入学仪式的最后,我还第一次听到了复旦大学的校歌,“旦复旦兮,日月光华”。 对人才的认识,不仅来自入学仪式。我们这一届进校的时候,正逢辩论热潮,复旦“狮城舌战”,凯旋归来,一时间辩论队员成为校园明星,而各种大大小小的辩论赛也在酝酿之中。那时候,凡有些口才的学生统统一谈辩论,就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让我们这些口讷的学生钦羡不已。最有意思的是同班女生,以“邂逅”某某辩手为谈资,一时传为佳话。 入学不久还正巧遇上复旦的艺术节,各种小品演出不断。发现舞台上那些新编话剧短剧比以往看到的任何正式演出都要有趣和新锐,嬉笑怒骂,感叹复旦真是人才辈出、思维活跃的地方。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想搞钻研的认真读书,有心演艺的可搞大型剧目,一心赚钱的也可致力经营管理,总之不用一棵树上吊死,复旦是最大最好的舞台,展示每个人不同的才华。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些自命不凡或羞怯自卑的新复旦人都可以欢乐地生活在这个大熔炉里了。 正是当时的演出,让我后来一直参与了剧社的很多活动。我的“一片天”除了剧社和诗社,还有校工会主办的报纸《复旦生活》。编报纸是我从小的理想,我考入《复旦生活》,成了它今后两年里的专题版编辑,策划了大大小小很多选题。当时学校还有《复旦人》、《复旦青年》等多张报纸,但我还是喜欢我们自己的《生活》。 (三) 就是在复旦的各种社团活动中,我开始了解到流行于上海高校的一句顺口溜“学在交大、吃在同济、玩在复旦、爱在华师大”的真正含义。 “玩在复旦”并不是说复旦的学子都好玩,不爱学习,只要看看每天晚上自习教室里苦读的人群和深夜挑灯夜读的孤影,复旦自有用功学习之一族。 “玩在复旦”体现在中央海报栏的各类社团活动海报变幻不断,体现在3108教室的各类人文讲座屡屡传出雷鸣般的掌声,体现在各种学生经营的盈利和非盈利机构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果。 复旦的“玩”不仅仅是娱乐活动,而更是一种校园文化,一种姿态,在这里你可以试验你的理想,即使失败也无关紧要。如果将来,你有幸继续相关的工作,校园的经验是笔巨大的财富;如果将来,你从事的与此毫无关联,校园的尝试也是你最美好的回忆。想象一下,有朝一日成为老板,对充满敬畏的部下说起,“我曾经留着长发在校园里吟唱”,不亦乐哉? 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自我膨胀和自我颓废都成为一种时尚,复旦不缺精英。 (四) 文科的学习确实比想象中轻松,对比理科一周三十多节课时、考试还要为“pass”而努力的局面,文科生则一周不满二十课时、考试从来不知不及格为何物。几周之后,便发现那些满腹经纶的老教授们,比之中学时代自己还欣赏过的语文老师,不知高明多少。 当然,很快学生们也学会了品评老师,吾一好友,谈起某学究上课,曰:“他那课上得实在让人难受,连想打瞌睡都难。”一般课上得不怎么样的老师,对学生出席情况和考评总归较松,而名教授教学精彩绝伦,可对学生缺课记得清晰,考起试来更让学生们颇为难受。 吾系一老师,颇具名士风范。上课往往迟到,每到大热天,便穿一汗衫上讲台,有时还会穿条韩国花裤子上阵(当日还未流行“哈韩”,老师显得前卫过头),引起学生一片惊诧。老师上课,往往脱稿而侃,天马行空,妙语如珠,有学生专以记录其发散性言谈为乐,一学期下来,也整整十页纸厚。记得他最精彩一课,上明代初年文学,先谈明初政治统治,把个朱元璋剥茧抽丝点点滴滴说尽,到末了惺惺然曰:“知朱元璋者,莫若我×××也。”另一堂课,忽说起曲阜孔陵,有人哭灵实在悲伤,在我们面前学起这似唱似诉的哭腔,其感染力巨大,群具凄然。还有一次,老师又迟到两分钟,赶到之后,翻箱倒柜,说没带备课笔记,我等皆愕然,想老师从不按笔记讲课,笔记何用?难道越是看着笔记才越能随意发挥?老师最喜“铜豌豆”关汉卿,明末“公安”性灵小品,每每弘扬性格张扬,一学期课下来,我班女生均学张扬,犹胜金庸小说黄蓉、赵敏等刁蛮泼辣。 吾系另一年轻教师,整日病病歪歪,上课有气无力,口称“海德格尔”,我等蛮童后学虽不懂深意,却也暗暗叹服老师博大精深。但要知不懂装懂最难,课上学生干他事者众多,一日,老师幽然曰:“曲高和寡”,几乎泪将涌出。吾等只好暗恨自己不成才,浪费老师一片苦心。补白:那时我们是一年级新生。 三年级时遇一明师,大气磅礴,讲课每每如演讲般感奋人心,旁征博引,下课观其笔记,只有提纲几行,让人大为叹服。老师从没有点名考勤之虞,每逢其上课,学生自然爆棚,还有其他系科学生前来旁听,因此要坐前排还必须在课前占好位子。学生中崇拜老师者众多,这是我大学四年唯一没有缺课的科目,也是我唯一每次抢位子固定坐在第二排的一门课。后来,老师成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五) 进校不久,发现不在大学里谈恋爱,就辜负了这等校园气氛和豆蔻年华。复旦园内,实在恋爱成风。 校园里两两成对,可去之处不多。一为燕园,复旦校门附近的一片枯藤老树之处;一为大家沙龙,同学自己经营的校园酒吧;一为学生活动中心,经常有舞会召开;一为文科图书馆,借看书的名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恋爱佳所,并不为很多人熟悉,就是12号楼下面一处残垣,经常有男女或坐或立卿卿我我。四年级时,吾一旧友自美国来,天天看到这等火热景象,遂为之起名——“steaming spot”。 复旦宿舍有规定,只许女生进男生楼,不许男生上女生楼。学校圈地建东区,专门为女生宿舍,男生找人要记名字再传呼,很影响恋爱情调。我们进校时,碰巧住在北区校内,成为当时唯一住在校内的一届女生,颇受了些优惠。到三、四年级时,只要看某女生与某男生吃在一起(一同进出食堂),便知是一对“老夫老妻”。 校园恋爱绝对是女生的经验、男生的资本,因而为了恋爱,大家还有很多办法。比如联谊寝室就是一例,打牌是假,暗送秋波是真。还有两个系联谊搞活动,我们系女生很多,往往成为那些理科系寻找联谊的对象。记得一次到森林公园野营,晚上篝火燃起,联谊系男生竟然大唱郑均的《赤裸裸》(当时在校内极为流行),让我们众女生实在无话可说。联谊多多,也未见有什么爱情故事爆发,后来就断了联谊念头。 倒是我班一女生,长期与化学系女生合住一室,一直参加她们的活动,并听她们品评本班男生,终嫁给化学系一男生。四年如飞而逝,最后有结果的校园爱情也就仅此一对。 (六) 复旦人才辈出,自然自命清高、桀骜不逊、热血沸腾者众多。 有一年秋冬之季,学校传来食堂伙食普遍涨价的消息,一时间令众穷学生群情激愤。要知道复旦的学子好多来自穷乡僻壤,生活费靠补贴才堪堪能够,饭菜涨价无疑是有关民生的大事。 忽然一早,见食堂门口贴一大字报,控诉涨价之恶劣。后来一夜间,中央海报栏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有声讨学生会与工会相勾结不顾学生利益的,有抱怨学校食堂一直价高质差的,不一而足。观这些大字报,也可看到复旦才子实在不少,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循循善诱,时而义愤填膺,把一“理”字说足说透。 后事态一再扩大,校方只好出面迂回,先由校长亲自到食堂体察民情,与众学生交谈言欢;后又想出小锅菜、大众菜等分等级定价制度(好比现在公交公司实行的空调车和普通车),既安抚了一部分学生,也达到了涨价之目的。一场学生民主运动遂告结束。 在复旦七年,我觉得这次事件最为体现复旦学生之民主热情,甚至超过后来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 四年学满,恍然如梦,众同学挥泪而别,各奔东西,而吾辈则继续在校深造。从北区般至南区,才发现不仅是地域之别,我已远学校中心文化圈,而青春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在我内心,告别复旦就在此时,而不是三年后的学成毕业。
附记:复旦大学“名词解释” 相辉堂:相辉堂是复旦一景,坐落在复旦校园的西北部,很大的内草坪上,对面是漂亮的数学楼,它是离学校大门最远的一栋建筑。相辉堂是学校的礼堂,开大会、看电影、重要演出都在这里举行,是学校举足轻重的文化娱乐场所。“相辉”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和李登辉。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中午派人到相辉堂排队买电影票,看晚上8元两场的热门电影,印象最深的是原版片《纯真年代》和《理智与情感》。另外郑均、老狼、高晓松来复旦演出就在相辉堂,那时正是高晓松的校园民谣最流行的时候,因此这次演唱会在当时可谓一票难求,我们班级两张票,抓阄来定,我运气特佳,遂了心愿。 3108:3108是复旦三教最大的一个阶梯教室,重要讲座往往放在这里。我记得最为壮观的一次是著名作家王蒙来复旦,3108爆满,学生拥堵在门口窗前,还有人爬上窗台,颇为壮观。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来复旦时,就在3108高谈阔论,没有眼见,不知真假。 燕园、曦园:复旦校门背后左右两侧小树林,里面有些假山流水,但颇为破败,夏夜绝对是喂蚊子的好地方。没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只有“枯藤老树昏鸦”的情景,我等曾坐藤上秋千,差点跌落。这等地方,却因幽静,成了恋爱的场所。只是后来复旦破墙建校,缺了隐蔽性,这里是否还有恋人前往乎? 大家沙龙:学生自己经营的一个酒吧,晚上灯光凄迷,颇受恋人欢迎。只是如果是新近恋爱,消息往往会很快就传播出去。服务员都是复旦漂亮女生,主管经理具为复旦才干男生。我曾在三年级,和同学一起编了一出话剧,在大家沙龙演出,小小辉煌了一把。 学生活动中心:所谓学生活动中心,在我印象里非常破败,只剩下舞会。一年级时所谓“跳舞扫盲”就在那里,不过直到我毕业,也没有学会跳舞。每开舞会,女生凭学生证不要门票,据说外校男生很喜欢前来“守株待兔”。 北区、东区、南区:复旦校园分北区、东区、南区,北区就是学校正门里面,一、二、三、四教和理科图书馆都在北区,还有大多数的宿舍楼。正门对面是南区,有五教、文科图书馆和文科大楼,后来又建了六教,深入下去是研究生宿舍楼和一些教师公寓。东区在北区东门对面,隔着一条国定路,东区是女大学生宿舍。 中央海报栏:学校大食堂门口的通道,两边有可贴海报的架栏,每天都贴满各种信息。以前以讲座和社团活动居多,现在却以招聘、影讯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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